号外:一个香港文化的故事

text.吕大乐(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,主编《号外三十》) photo.黄访纹

1976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份。我敢说,虽然当年大家都感受到整个香港社会、经济正在高速发展,人口充满青春活力,但谁也不太肯定,究竟转变是朝哪一个方向走下去,到了下一个5年、10年,这个社会将会有怎样的一个面貌。甚至,现在我们称那是形成香港社会本土文化、认同的重要阶段,基本上都只是事后的理解。这时候,《号外》创刊。在同一段时间内,香港人也正在摸索:香港不是内地或台湾,它还有自己一套的语言、生活。

30年的《号外》一定有高潮、低潮。说30年来始终如一,肯定是假话(而且假得很离谱)。早年的创刊精神是否无以为继?这个问题好像自从1977年第一次改版(由小报改为16开杂志形式)以来,便有读者提出。对《号外》的真正挑战,并非上面的问题,而是What's next?香港还甘心于只做一个普通的城市吗?会甘心于做中国芸芸城市中的一个吗? 《号外》也只不过是一份城市杂志而已?

(节选自吕大乐主编的《号外三十——城市》前言)

 

 

homeland家园×吕大乐

H:您主编的《号外三十》是《号外》杂志30周年的纪念集,您之前就参与过他们的编辑工作么?
没有,《号外》出版的时候,我还在上高三,到了80年代我念研究生时开始给他们写文章。2006年,号外30周年,出版社问我有没有兴趣编这套书,我觉得它是香港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,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读这个杂志,对它早期的一些发展也有一些看法,开始还很天真,本以为最多也只不过是把30年的《号外》好好地读一遍即可,于是便答应下来。可是当我坐在图书馆,仔细阅读、开始工作时,才发现这个担子比原来想象中的要重得多。30年里,《号外》有那么多文章,而我们势必要有自己的选择标准,这个标准就在于它们能不能呈现当时香港文化的一种状况。

H:编辑完《号外三十》,对香港这些年的变化也会有重新的梳理与思考?
像我父母那一代人都是移民,1945到1949以后才移民来的,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一般,大多数人会觉得香港生活不怎么样,不重视香港的很多东西。到了70年代中期,刚好是《号外》开始的那段时间,香港的经济开始发展,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,社会氛围变好,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事物值得我们去关注。同时,在香港你喜欢什么就能比较自由地去表达,当时我们写中文就可以加一些广东那里的方言进去,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也开始讨论很多有关香港的问题,试着去探寻我们本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
到了现在,则是另外一个状况,周边的环境变得太快了,香港人开始感到害怕,不知道怎么办,好像站在原地不动就比较安全,可是我的意见是,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不可能不动,而是应该重新审视自己,多问问类似“我是谁”这样的问题。香港与外面一直是有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,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地方,可以吸纳外面的东西,然后还能有所创新。所以我们希望香港还能够像香港,应该一直去保持这种开放的状态,而不是担心其他地方与我们的竞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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